解读澳大利亚联邦《信息自由法》
2012-04-28 17:23:00   来源:商务部网站
内容摘要
经过澳大利亚参众两院的多次妥协,最终于1981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该法于1982年实施,并于1983、1986、1991年进行了三次修正。

1982年,澳大利亚历经十年的努力终于实施了联邦《信息自由法》(以下简称《信息自由法》)。事实上,由于澳大利亚的法律制度深受英国的影响,自澳建立代议制民主制以来,在被选举者和选民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即前者应向后者应该后者提供多少政府信息。仿效英国1911年《官方保密法》第二条的规定,澳大利亚1914年通过的《犯罪法》第七十条也把泄露政府信息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犯罪法》的规定得到了其他法律保密条款的呼应,成为澳大利亚政府战后草拟国家政策的依据。这些立法所产生的共同后果便是在行政领域,保密理念得到牢固的确立。在美国于1966年出台了《信息自由法》后,澳大利亚政府迫于国内的形势也开始考虑信息自由的立法问题。1970年前后,政府公职人员开始参与公共论坛,就诸如环境问题决策的透明和公开(环境影响说明)进行讨论,从而使澳大利亚于1972年引入了环境影响说明的行政程序。在媒体的推动下,特别是澳大利亚转入越南战争的丑闻加剧了民众对于保密掩盖并滋生非法行为的怀疑,强化了民众要求披露政府信息的呼声。自六十年代末以来,法院日益趋向于向案件当事人披露案件情况。司法的变革也加速了行政法的发展。1975年《行政上诉法庭法》和1977年《行政决议(司法审查)法》赋予了当事人获得有关最初的行政决议理由的信息的权利。1972年大选后澳大利亚政府专门成立了跨机构委员会负责信息自由立法的调查报告。在1974、1976报告的基础上,跨机构委员会于1978年提出了信息自由法案。经过参众两院的多次妥协,最终于1981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

(一) 可获得信息的范围

根据《信息自由法》第三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应该公布有关行政机关职能和文件的信息。该法第四条接着规定,所谓“文件”包括任何信息的记录以及任何存储或记录信息的物件,无论以机械形式还是电子形式。

《信息自由法》不适用未记录的信息如口头咨询等。同时该文件还必须是由行政机关所拥有的文件,不论它是否由该机关所创设和制作。判断是否为行政机关所拥有须考虑以下相关因素:创设制作文件的目的;官员掌握和处理文件的能力,特别是机关是否对文件行使控制。

(二) 信息自由的申请

根据《信息自由法》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帮助申请人作出有效申请、决定带有删除部分的文件是否为可接受的以及缩小申请范围。

1.标准申请表格不是申请的前提。申请人的申请应以书面的形式作出,并应该满足符合一定的标准如应载明在澳大利亚的住址以便可按地址寄送通知及附上30澳元的申请费等。但该法并未规定申请要以标准的申请表格作出。行政机关可以选择适合各自特定信息基础的标准申请形式和记录管理制度,但这并不是合法申请的前提要求。

2.行政机关有义务提供相关信息的说明。按照该法第八条的规定,行政机关要在其年度报告中公布某些信息,包括机关拥有的文件范畴的说明。该法第九条接着规定,行政机关的诸如工作手册这样的文件须载有有关规则或指南、须受检审的制约并向公众出售,同时须在澳大利亚档案地区办公室存放一份每年更新的有关该材料的清单。

(三) 信息自由申请的处理

1982年的《信息自由法》把处理信息自由申请的时间限制为六十天,1984年又减为四十五天,1986年最终减为三十天,至今未变。但是如果行政机关作出准许申请人获得文件的决定之前须与第三方协商,三十天的时间可在延展三十天。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即使是六十天的期限也为时过短,如需要与海外的人或组织进行协商等。

《信息自由法》第二十四条允许行政机关以所牵涉的工作会实质性地和不合理地从其他活动中转移资金为由而拒绝处理信息自由的申请。但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如要求获得信息的请求被拒绝,行政机关必须向申请人提供全部或部分理由说明。

对行政机关的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不满的还可以申请联邦行政上诉法院对此进行外部审查。

(四) 有关文件豁免的规定

《信息自由法》对有关文件的公开豁免(即信息自由的限制)做了详细的规定,具体包括:

1.与政府责任或政府运作相关的文件:涉及国家安全和国防方面的文件;若披露会或者可能合理得预见到将破坏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或将泄露州向联邦秘密通信的信息的文件;提交内阁的文件或部长监狱提交内阁的文件、内阁官方记录以及由于披露将泄露内阁的任何考虑或决议的文件;涉及行政委员会的文件(包括法定任命、委任、管理、公告声明和条约的批准等);那些会泄露具有咨询、主张或建议性质的事项的文件,那些事项是专为机关或部长的审议程序而准备文件;若披露会或者可能合理得预见到会不利于考核标准或审计或对管理和评估人员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行政机关运作的适当和有效的行为或工业关系的行为的文件等。

2.与第三方信息有关的文件:若披露会不合理地泄露任何人(包括去世者)的个人隐私的文件;任何在法律诉讼中有可能引致法律职业特权的文件交易秘密和有可能因披露而受到破坏和减损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若披露将引致认定某人而非联邦政府的违反保密义务的文件等。澳大利亚信息自由立法及其实施有以下显著的特征:第一,信息自由立法是在逐渐打破保密文化传统,在多元利益集团的互动博弈中逐步形成的。与英国和日本类似,澳大利亚也有着深厚的保密文化传统,其信息自由立法的形成也是逐渐打破保密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且其形成大有“形势所迫”的意味———内有民众的呼声,外有先进国家的立法浪潮。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其立法的形成也呈现渐进的一面。短短二十年,澳已经先后三次通过修正案并对该法的实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检审。同时,民众、新闻媒体、政府官员乃至法院等多种政治力量对其立法的形成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是在多元利益集团的互动博弈中的结果。第二,对信息自由的豁免作了比较详尽和宽泛的规定。信息自由法虽然确认公民的信息自由,但如前所述,该法仍对信息自由的豁免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这种规定足以维护一个高水平的保密文化。这样就产生了诸如政府机关不必要地保守其信息秘密,而且利用豁免拒绝提供可证明行政机关难以胜任或难以合格的证据等现象。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思和不满。第三,在法律适用上,法院开始采用“倾斜”方法促进信息自由。所谓“倾斜”方法是澳大利亚法院为了促进信息自由在法律适用上倾向于本着保护公众获得信息的权利的原则来判案。由于《信息自由法》对信息自由的豁免作了比较宽泛的规定加上实践中政府部门不积极履行公开的义务,澳大利亚法院响应学界的号召已经开始采用“倾斜”方法来促进信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