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南非战争中的加拿大军队与其农场焚烧行为
2014-04-10 10:23:00   来源:环球网
内容摘要
不管是对当地的民众还是加拿大和其他国家部署的军队来说,发生在南非的争斗最终升级成为一场残酷的长期战争。与毫无目的的毁灭不同,加拿大军队对这种农场焚烧行为有着一定的保留。为了获得最终的军事胜利,他们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非对错只能留于道德来评说。

当今与过去

部署到海外的加拿大士兵常常不得不在法律与个人道德标准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本世纪初发生在索马里与卢旺达这两个非洲国家的战争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加拿大军队的集体声誉与个人名声。不管是罗密欧·达莱尔将军(Roméo Dallaire)这一悲剧英雄还是最终被解散的声名狼藉的空降兵,通过各种计划与行动,参战的加拿大军队对作战行动的开展、作战目标的实现以及民众对武装部队的印象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波斯尼亚与阿富汗的作战行动为近期与未来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作战方式。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但加拿大还是会派遣大量的军队去世界各地的动荡地区来维持当地的和平与一段时间内的秩序的稳定,有时候是扮演领导角色,有时候也会接受其他组织的领导与指挥。虽然加拿大当局对各种政策有着最终决定权,但是与盟国以及其他持同样观点的国家之间的协作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工作常常面临着重重困难,吃力不讨好并且很快被人遗忘。

首先,不管军队的部署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国家利益,军队成员都需要具有丰富的经验并知道什么该做与什么不该做。法律与裁决通常只在调解潜在的内部矛盾的时候才有积极作用。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它将加深士兵在情感上受到的伤害。达莱尔将军向我们解释了许多加拿大士兵在回国后对自己曾经的所作作为感到羞愧的原因。而某些特殊情况,通常是性格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个人思考方式以及对其行为的辩解方式。军队虽然是国家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是它仍然是由一群有血有肉,并有着不同的思思维与情感方式的人类组成。虽然当今的加拿大军队参与各种了和平支援行动与低强度冲突,但是其也需要知道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诚然,在历史上参与类似行动的加拿大军队往往都有着类似的表现,特别是被命令执行各种存在着各种道德问题的扰民政策。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典型就是加拿大军队在南非战争期间的农场焚烧行为。

 

火作为一种进攻方式的发展

火是最古老的战争武器。它的用法非常简单并且效果也很明显,而需要的只不过是充足的燃料、空气与火种。这种攻击方式常常被世界各地的常规部队与非常规部队在各种场合所采用。在军事上,焚烧对于战争中的平民来说是一种蓄意的毁灭、恐吓与惩罚行为。在二十世纪早期,为了保卫帝国利益而派遣到南非的加拿大军队就对不服帝国统治的波尔人采取了残酷的政策。加拿大与英国士兵烧毁了他们的房屋与庄稼并将他们强制安置在收容营中。而烧毁农场的行为只是对波尔人的游击抵抗的一种惩罚,同时其也可以保证高级战地指挥官的打击效果。与军队的招募、派遣以及表现等方面相比,远征南非的加拿大军队在占领区对平民财产的损害行为却很少受到关注。此外,世界大战之前的记载也充分的说明了在南非战争中,火攻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攻击手段。因为英国的官方命令,加拿大军队镇压叛乱的过程中烧毁了大量的农场与房屋。鉴于将来加拿大仍然要派遣军队到世界各地,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这次不专业的低强度殖民战争所带来的启发。本文将从法律、心理与道德这三个方面对南非战争期间加拿大军队按英国命令所进行的农场焚烧行为。

不管在英国对国际法的解释是否合理抑或者是有着充分的理由,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心理影响与道德沦丧都为卷入战争的民众带来了长期的心理阴影。 大多数加拿大军队成员都不愿意在为期一年的志愿兵役结束后还留在这里,并且他们当中一支存在着要求回家的呼声。因为这些行为的影响,从南非战争回国的老兵很难向别人解释他们的战争经历。那些想要像英雄般归国的士兵最终也被这次战争中的不得人心的行为与不愉快的经历所带来的苦闷所困扰。与被其遗弃在缺医少药的南非内地环境中忍饥挨饿的女性、儿童与老人一样,执行者本身也成为了受害者。

在南非战争的早期,农场焚烧行为是英国的官方政策。1900年2月,皮耶特·克洛伊将军(Piet Cronjé)所带领的波尔常规部队在帕阿德伯格投降后,英国军事作战指挥官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就开始准备先向奥兰治自由邦的首都布隆方丹推进,然后再向川斯华的比勒陀利亚前进。此次作战行动的目标就是这两个波尔民众集居地与政治中心。这是按照战略家卡尔·冯·克劳斯维特兹(Carl von Clausewitz)首先击败敌方的武装部队,然后再占领敌方的首都城市的战略来进行的。罗伯茨期望波尔人的抵抗意志将会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攻克而瓦解,而波尔人的零星抵抗也令英军认为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是英军还是受到了非常规部队的攻击,其中主要是那些部队残部所组成的小型突击队的袭击以及行军过程中遇到的零星抵抗。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波尔人选择了在英军主力部队后方实施伏击与狙击战术,集中力量攻击英军的薄弱环节。而骑兵的机动性、对地形的熟悉以及能够融入民众之中的优势也令波尔人选择了游击战作为其主要抵抗方式。作为加拿大皇家特种部队第二营的一名步兵,A·S·麦考密克下士(A.S.McCormick)常常惊讶于“在小镇附近的前哨执勤的时候碰到一名去市场的农民,和你交谈并告诉你将会在一个月后回来参加战斗。”当时罗伯茨并没有严肃对待游击战行为,而只是将其当作一种令人讨厌的烦心事。在随后一个月的公告中,他警告波尔平民不要采取任何敌对行为。同时他也保证将会惩罚那些为游击队提供支持的行为。

 

事态的激化

随着波尔人的抵抗的加强,英国高级指挥部公告的措辞更加严厉,明确的宣布其将会在一定的场合烧毁农场作为对各种抵抗运动的惩罚,同时罗伯茨也表示他所的士兵将会尊重私人财产。“英军只有在敌对分子严重违反战争法的时候才会烧毁他们住所,比如不正确的使用代表着投降的白旗”。在波尔人炸毁了铁路并切断了电报线来扰乱英国通信线路的情况下,英军在布隆方丹周边地区烧毁了大量的农场。在占领比勒陀利亚11天后的1900年6月5日,因为波尔人恢复了对铁路的攻击,罗伯茨发表了一项公告,宣布任何抵抗地点附近的房屋与农场都将被烧毁,同时居民也将被驱逐。曾经目击了南非农场焚烧行为的亚瑟·柯南·道尔博士(Arthur Conan Doyle),也是广受欢迎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作者,曾经这样描述:“如果与基地的联络在一个月内被切断三十次,那么不管是哪位将军会放弃合法途径,而是采取一种能够一劳永逸的麻烦解决手段。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惩罚可能过于无情或不公。但是的确有人参与了这些麻烦的制造过程”。得到罗伯茨授权的下级指挥官将负责对波尔人的行为进行分类并执行相应的农场焚烧行动。随后越来越多的农场被焚烧,因为它们接近波尔人发起抵抗或者攻击的地点。1900年7月13日,加拿大皇家军团的一支巡逻队在炮兵的掩护下烧毁了一处三十名波尔人曾经呆过的房屋。而斯普林斯与川斯华周边地区的前沿后勤基地的保护工作主要由威廉·奥特中校(William Otter)负责。在1900年8月中旬,英军在此地区的另一此公告中宣布其将采取农场焚烧行为来惩罚任何抵抗行为以及投降后继续实施抵抗运动的行为。

第二论农场焚烧行动是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各支纵队被派遣到仍然存在抵抗运动的地区并随意的焚烧农场。在1900年11月6日,加拿大第二骑兵步枪团的一支分队在加入一支纵队后执行了一次农场焚烧行动。因为得到示警,这支纵队避免了与一支波尔武装小队的遭遇,但是骑马示警的的D·C·F·比利斯中尉(D.C.F.Bliss)却被波尔武装小队抓获。波尔武装分子缴下了他的左轮手枪、马刺以及香烟并试图询问出纵队的规模与目标,但是那位房屋被毁的成员希望能够将其枪毙。不过其他武装分子则很有礼貌的对他进行了处理并允许其离开。一个小时候他步行返回到了营地。在这种战争局势下,波尔作战人员对敌人的宽大态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有权对其执行枪决的,但是他们没有效仿英军的残酷行为。虽然如此,英国高级军官仍然在按照命令的要求烧毁敌方的农场。鉴于此,罗伯茨在1900年11月18日对这项政策进行了调整并发出了新的指令:

只有在发生背叛行为或者军队在民宅附近受到袭击的时候才能采取农场焚烧行为,而其可以作为对破坏铁路与电报线路行为的惩罚。这种惩罚同样可以用于那些被当作抵抗基地的农宅,但只有在得到指挥官的书面批准后才能执行这项惩罚,而某个突击队成员的缺席并不能作为焚烧房屋的理由。在执行焚烧行为之前,所有的家畜、货车与食品都必须要转移到农场外,否则不管其主人是否在场,这些物品都将被烧毁。

虽然指挥官的授权非常明确,但是各种命令的重复常常混淆了实际执行工作。罗伯茨发现下级军官获得了过高的授权,并因此清楚的规定了采取焚烧农场行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与1900年11月30日接任的基奇纳勋爵中将(Kitchener)所推行的系统的农场焚烧与安置政策相比,罗伯茨仅仅是将这种行为当成了一种强制推行的非常规政策。

这些公告与非常规政策的都可以从国际法与军规中找到法律依据。有关地面战争的法律与惯例都是从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陆军作战过程发展而来。正因如此,这些公告与非常规行为受到了常规作战人员的欢迎,同样也受到武装平民与占领区平民的欢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作为英国军规的主要缔造者的惠灵顿公爵发展并采取游击战方式与占领了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法国军队作战。另一方面,从美国内战以及法国-普鲁士战争中的非常规作战经验也成为了南非战争可依照的法律惯例。罗伯茨在其公告中引用了1871年普鲁士陆军元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的先例,虽然这个先例并不适用于南非战争。1899年,第一部书面军规法典面世,当时与会的国际代表批准制定了《海牙陆战法规》。不过英国政府直到1900年9月4日才开始承认这项国际法,因此在罗伯茨实施农场焚烧政策之前,这项国际法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历史学家认为波尔人虽然不知道有《海牙陆战法规》这么一部战争法,但是他们仍然遵循了与其宗教信仰有关的传统。

从常规战争向游击战的转变令波尔人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受法规的约束,而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但是罗伯茨与英国军队仍然坚持认为波尔人仍在遵守着战争公约并按照公约的规定对俘虏进行惩罚。

 

与加拿大的关系

英国军事法的出台为英国军队处理波尔平民与财产的工作提供了政策指导与法律依据。参与南非战争的加拿大军队有着与英国军队一样的地位与待遇,并且同样也受《英国陆军法》的约束。虽然加拿大军官担任了作战单位的指挥工作,但是其仍然需要接受负责师级与旅级作战单位指挥工作的英国军官的领导。相应的指挥工作则由罗伯茨与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来负责。加拿大政府对那些接受英国军官指挥的士兵有着一定的限制,特别是那些来自国内低级士兵。英国政府要求加拿大军队遵循相应的军法与国际公约。1899年版的英国《战争法手册》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来处罚违规行为,并且在第十四章陈述了平民远离战斗的权利与义务。而选择拿起武器或者为作战人员提供积极的支持的平民将会失去战争法的保护并会受到严格的处理,其中包括军事法庭的审判、财产的充公、监禁或死刑。

英国也制定了在占领区或者发生暴动与紧急事件的时候执行的戒严令。英国陆军在印度、牙买加与爱尔兰实施戒严令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虽然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欧裔移民享有一定的特权。具有正当理由的农场焚烧行为被视为一种临时的惩罚手段,对仍然采取抵抗的波尔人起一种警告作用。而为这种情况量身定制的戒严令也随着在占领区实施,巩固了英国的控制与权力。立法者曾质疑英国占领军是否受到了波尔人的强烈抵抗,而罗伯茨是否已经向仍然采取抵抗运动的波尔人宣布了相应的公告。根据一名曾经参与这次战争的加拿大士兵所记载,波尔人是一群热爱自由的群体,但是戒严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此外,英国还认为戒严令将会令他们的军事占领行为变得更加合法。在随后的两年里,罗伯茨不再继续管理南非的戒严令与法律体系,并将其移交给采取了铁血手段的基奇纳手里。后者认为任何被抓住的波尔抵抗运动领导者与追随者将会在特别军事法庭的裁决、监禁或者放逐之前接受审判,并且最主要的惩罚方式就是放逐。加拿大士兵认为上级的命令只要符合国际法、军规与戒严令的要求,他们便将毫不犹疑的执行。

参与南非战争的加拿大军队很少执行农场焚烧行动。他们常见的行为就是掠夺平民的财产或对平民进行非法征用。罗伯茨曾经与下级指挥官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要求他们采取任何手段来杜绝这种侵占民产的行为,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处。通常情况下,加拿大军队基本上都是作为一支骑兵部队或者以其他骑兵部队一起来执行各种行动。1900年8月底,从加拿大西部地区招募的斯特拉斯科纳骑兵团烧毁了荷尔维第亚周边的农场。官方对于这种行为的底线就是在烧毁之前,住宅内的财物必须要转移到户外并得到保护。参与了这些行动的士兵也没有中饱私囊。在加拿大皇家龙骑兵团中服役的阿伯特·希尔德(Albert Hilder)在其日记记载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烧毁所有房屋,带走所有的牛羊与家禽以及房屋中的财物”。在此过程中,士兵有着足够的机会来中饱私囊,而这明显的超过了罗伯茨的准许。征用平民将家具与财物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工作也常常被视为扰民行为并因此受到抗议,而这种行为也加剧了平民与英加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曾有一名妇女近乎歇斯底里的说如果她有一把枪,她就会像杀死一条狗一样杀死指挥士兵烧毁了她房屋的军官。这些焚烧行为常常受到平民的阻挠,因此常常需要军队来进行武力镇压。

 

分歧

被放逐后,波尔战士因为他们父母与孩子的死亡而燃起了复仇火焰并再次拿起武器与侵略者作斗争。波尔游击队的领导者克里斯蒂安·德维特(Christiaan De Wet)在战后所著的回忆录中描述了英国当局对平民的掠夺与残暴:“这种对无还手之力的女性与小孩的直接或间接的谋杀应该被审判,我从没想到文明开化的英国人会做出这种事情”。而诸如德维特等被称为“苦难终结者”领导者的地位也在英军与加拿大军队烧毁农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高。因为失去了财产与生活基础,这些波尔人抱着一种破釜沉舟的态度来反抗英国的霸权。英国军事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约翰·F·C·福勒(John F.C. Fuller)曾经对此产生质疑,认为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就是令敌人躲入英军无法深入的丘陵地带,并且将会为波尔人的战后生活带来长远的伤痛。士兵们很少考虑他们的行为将会带来怎样的长远后果。从心理学角度讲,农场焚烧行为令波尔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变得更加极端,并因此加拿大了和解的难度。曾经在罗伯茨与基奇纳手下工作的伊恩·汉密尔顿将军认为从军事角度来讲,农场焚烧行为是一种错误的策略,因为每个农民都希望在和平的环境里经营农场。但是如果农场被烧毁并且工具被毁坏的话,他将不惜进行抗争,因为和平已经不能带来任何收获。

农场焚烧行为对加拿大军队带来的心理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加军与英军焚烧农场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泄因与游击队的作战失利而产生的沮丧情绪。虽然在数量上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在某些领域有着很强的能力,但是占领军中还是存在着许多薄弱的环节。波尔游击队常常利用这些弱点,在非直线战区对占领军发起攻击。而力量相对弱小的驻军与补给队伍也是当地的波尔军队的袭击目标。直到1900年9月,占领军才大规模的向波尔人投降并被其囚禁直到释放,其中包括加拿大军队。虽然有着强大的武力但是这些困守在城镇或者铁路沿线的军队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危机感。鉴于此,英军组织了反击部队,并对波尔人进行了直接的攻击。隶属于贺拉斯·史密斯-多利恩军团的的加拿大皇家炮兵连的E·W·B·莫里森中尉(E.W.B.Morrison)描述了1900年11月的某次作战行动:“我们从一个山谷扫荡到另一个山谷,抬着牛羊,烧毁房屋并拿走财物,只剩下残垣断壁以及绝望的妇女与哭泣的儿童…这种经历很痛苦,我不想再见到同样的事情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毁灭性行为也无法引诱出在进行了零星抵抗后就消失不见的波尔武装分子。这种情况下的农场焚烧行动是毫无目的的。

而被洗劫后的惨状也令英军成为了波尔人心中的魔鬼。在战争早期,那些战斗力胜过精锐部队的波尔武装分子被英军视为顽固分子。而农场的焚烧也被视为其应得的惩罚。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也令士兵抱有一种凌驾于无知下等的波尔人之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种族优越感,令其认为波尔平民代表的就是愚昧的泼妇与肮脏的小孩。他们的焚烧行为令这一种观点成为了现实。在此过程中,波尔平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而加拿大军在其中迷失了自己。

农场焚烧行为的恶劣本质以及其对民众的压力也令士兵希望尽早的离开南非并回到加拿大。对于那些拥有无限未来的年轻士兵来说,这里的自然环境并不是值得他们作出牺牲的地方。那些因为受伤与疾病而丧失作战能力的士兵很快就能回国,而剩下的士兵则无时无刻的不在等待着志愿兵役的结束。英国的农场焚烧政策也随着第一批加拿大士兵服役期的结束而达到了高潮。加拿大军队拒绝了罗伯茨要求延长服役并留下来继续战斗的私人请求:“[指挥官]各连队的指挥官均报告他们的成员拒绝再次参战,即使是三个月的时间都不愿意。他们都希望在圣诞节之前回到加拿大,并且最多只愿意多呆两三个星期”。不管是军队还是士兵都认为他们的战争任务已经结束,并且要求复员回家从事其他职业。剩下的人可能是处于对帝国的忠诚而留下来继续与抵抗分子作战。除了要求各自治殖民地派遣部队之外,英国还招募了越来越多的南非本土士兵。美国人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预测英国将会在1900年年底获得南非战争的胜利。与为了战争胜利而不惜推行残酷政策的基奇纳相比,罗伯茨简直就是人道主义者的典范。

退出战争的选择只不过部分的缓解了加拿大军队因在南非的农场焚烧行为以及对平民的态度而面临的道德困境。从本质上讲,道德标准包含着对是与非的深层认识。从军事角度来说,道德标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道德观与国家期望、军事道德与职业道德以及最终的个人意志,比如道德观、宗教信仰与社会价值观。个人思想对主流思想的顺从也决定了士兵在特定场合的行为方式。在其他军队成员默许的情况下,农场焚烧政策将会进行的更加彻底,因为个人的异议无法抗拒主流思想。对平民开战的行为存在着许多道德上的问题,虽然他们对波尔武装分子的支持与同情可能成为这些开战行为的接口。这样的话,英国与加拿大士兵就可能认为这种待遇是波尔平民应得的。

同样,加拿大士兵将会根据其国家的要求确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回到加拿大后,那些采取异教徒手段对持相同信仰的波尔人民的士兵还能得到其他人的赞美。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的记忆还保留着一点点真实。为了忘却战争带来的道德创伤,回国的老兵只能从日常的生活与友情中得到了慰藉。而战争中的非人道行为也成为了重聚在一起的老兵心中的秘密。除了噩梦,他们对南非战争的记忆就没有别的了…

到底是作为指挥官的罗伯茨需要为农场焚烧行为担负道德责任,还是应该由其所指挥并直接参与了此行为的军队来担负这种道德责任呢?因为身居高位,所以只有罗伯茨才能决定军事战役中的行动内容,发布命令与公告并制定1900年11月前几个月的战争进程。不论从法律还是道德方面来讲,罗伯茨都需要为农场焚烧政策负责。 他发布的公告有着严厉的措辞,但是实际上这些公告并没有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任何作用,因为波尔人民正在通过一种非常规作战方式对英军进行着抵抗。农场焚烧成为了一个下下策。因为没有考虑到道德因素,罗伯茨所制定的法令下级指挥官不得不试图揣摩上级的意图。在无法明确理解为什么采取必要的农场焚烧行为的情况下,加拿大军队只好遵守罗伯茨的命令执行行动,并且其下属的师级与旅级指挥官也只能对平民开战。而不明确的命令也令军队烧毁了更多的农场。后来罗伯茨认识到这个结果并且在其官方命令中进行了调整。同时,加拿大地面部队不得不克服各种困难来执行这些命令并在处理随之而来的道德问题。对于与波尔非正规军之间的战斗来说,将所有的家庭驱逐到没有食物与住所的野外地区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并且也是不人道的。对于参与战争的加拿大军队来说,他们的本意并不是如此。不过加拿大军队还是尽可能的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不管这些命令是否存在道德上的问题。在焚烧农场的时候,他们没有感到任何开心与自豪。

 

结论

如果南非战争是发生在现代的话,那么加拿大军队就不会执行焚烧农场的政策并对平民开战。对于需要达成的军事目标来说,女性与儿童以及老人所遭受的艰难与苦痛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偶然性的焚烧政策很少会令波尔人产生抵抗情绪,但是罗伯茨并没有将这一点上报给伦敦。在基奇纳接任后,他决定不再重复1900年的错误。自此以后,随着与游击队的战斗,农场焚烧行动也是有系统有目的的进行的,直到1902年的时候才结束。在殖民地对高级指挥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英国指挥官可能会派遣其殖民地的军队来执行这些不人道行动,因为这不会为其本身带来任何不良影响。因此,第二批加拿大军队间接的促进了基奇纳“赤野”政策的实施。而加拿大首支分遣队在法律、心理与道德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不应该被忽视。对于作战双方来说,驱逐家庭并烧毁房屋的行为都会对其造成心理阴影。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这些行动的加拿大军队不可能会再次遇见这些行动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将永远记住曾经繁荣兴旺的农场变成一堆残垣断壁的过程以及那些绝望的面孔。战争的苦难将长存于他们的记忆中,并将永远令其觉得羞愧并感到良心的不安。这些经历了南非战争的老兵肯定曾与达莱尔将军一样不得不与魔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