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大摩）发布报告显示，2015年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GDP）额外增长1澳元要由9澳元以上的债务支撑，基于同样的GDP增长数额，这一数值比美国的3倍还多。

澳大利亚日益膨胀的政府和家庭债务不能产生有效的经济增长红利，反而为经济带来风险。

负债水平飙升

大摩在悉尼的经济学家Daniel Blake警告，澳大利亚亟需摒弃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善杠杆化率极高的房地产市场，找到新的不依赖债务的经济发展模式。

Daniel Blake统计得出，澳大利亚整体非金融（包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方面）债务GDP占比已升至难以置信的高点——243%，所借贷资金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经济产出，这增加了国家经济陷入低迷甚至衰退的风险。同时，自1996年后，澳国家平均6%的名义年均GDP增速已经跌至如今的2.4%。

他表示，名义GDP增速大幅下滑主要是由于贸易额大幅跳水，非矿业经济领域大范围的通货紧缩也加剧了GDP增速下滑。人口迁移速度减慢，通胀水平大幅削弱，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监管机构控制债务驱动型房地产增长击中了要害。

澳大利亚是全球少数拥有AAA评级这一最高级主权信用评级的国家之一。评级机构穆迪在4月时曾表示，若政府没有其他增加收入的措施，仅靠有限的减支措施无法对平衡预算带来实质改变，而澳大利亚政府债务攀升将对信用不利。

穆迪此举无疑将加大国家偿债成本，而债务资金的大部分其实来自离岸投资者，他们依赖的正是联邦政府的隐性担保：即，银行系统将可获得支持度过危机。

Blake表示，澳大利亚的债务与GDP之比率不断恶化，可能会加剧未来经济的持续下滑。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发生剧烈冲击，都会引发大量失业，这将演变为催化剂，引发更严重的经济衰退。他称，这不是说外国投资者信心受阻，不再投资于澳大利亚投资，或者停止购买银行证券，但这种风险确实在增加。

房产创富效应的弊端

大摩强调，澳洲经济已经从一个严重依赖资源繁荣转向严重依赖新州和维州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这使得家庭债务水平创历史新高。大摩研究表明，房价上涨对家庭所谓的“财富效应”有促进作用，但这意味着，其它可能会有更大生产力红利的投资空间受到挤压。

Blake认为，在薪资收入走弱的条件下，住房财富效应确实极大地惠及了消费者，但这是以债务增多为代价的，这将拖累未来的增长。

大摩的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税收政策利好某些特定的投资方式，而抑制其它方式，经济结构性转变亟需调整。他表示，澳大利亚已经为住房贷款提供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而不鼓励储蓄现金或投资于固定收益。一旦将税收和通货膨胀考虑在内，人们持有的债券或现金实际上都录得亏损，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高杠杆房地产投资的偏好。

目前的税收政策极大地推动了这种债务驱动型投资，并不具备能够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实质性收益。他建议，税收制度应该更多鼓励创业投资、创业和创新。人们更希望看到一些用于提高生产率的税收优惠政策。

显然，大摩的这则报告支持推进“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政策改革。负扣税制度一直是澳洲人投资公寓的一项利好。在许多发达国家的税务系统下，负扣税是一种富有成效的个人所得税的抵扣方式，澳洲高收入的房产投资者通过应用该方式从税务部门要回部分所缴个人或公司的所得税，以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自科技世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