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GVC）与增加值贸易发展

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迅速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价值链以及分工领域的研究热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等多个国际机构，以及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都对全球价值链及增加值贸易核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也首次将改革国际贸易统计体系纳入了APEC合作议程，并在2014年11月APEC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APEC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等纲领性文件，为下一步全球价值链合作发挥了引领作用。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APEC成员间关系日益密切，东盟一体化、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推进。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均做出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来融入产业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将进入一轮深度整合期。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新体系归结起来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最终产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阶段的生产；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生产过程并在不同阶段实现价值增值；三是至少有一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

中间产品跨境流动在全球贸易中占主导。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使得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完成最终产品和服务提供之前，这些“中间环节和阶段”需要通过多次跨境流动，在内容上必然表现为中间产品跨境流动的迅猛发展。这与传统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和贸易形式下，跨境流动的主要内容是最终产品；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模式下，跨境流动的主要内容则变为“中间品”。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

近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1938年仅为0.7%，1948-1990年为6%以上，1990-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

联合国《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附加值贸易对发展中国家GDP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OECD统计进一步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系的价值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全球价值链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

1．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

近年来，由于海外业务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网络和服务外包等多样化渠道来推进全球化生产，从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的全球布局。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对增值链进行成本最低化的配置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

随着全球价值链向纵深方向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拆分和外包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与治理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其维持核心竞争力、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途径。跨国公司利用其对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度分解和全球资源的不断战略组合，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治理者。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掌控全球市场和资源，获得大多数贸易增加值利益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承担了环境污染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陷入跟随式发展陷阱的风险。

2．国际贸易投资是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拓展的主渠道

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构建根基和拓展渠道，外包和离岸生产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主要外在形式，国际贸易，特别是中间产品的贸易是全球价值链不断延伸的基础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进入高速增长期，以2倍于世界GDP的速度增长，从贸易结构上看，中间产品的贸易作用不断上升，中间品跨境贸易与重复流转是全球价值链形成与发展的核心要素，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3）报告显示，全球出口中约有28%是进口国仅仅为了将其作为生产某种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中间产品而进口。根据（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

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更成为全球价值链延伸的重要动力，并且外国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国际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直接投资以2倍于国际贸易的速度，这是跨国公司进行外包和离岸生产的结果。OECD统计数据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系的价值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3．新兴发展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作用进一步增强

21世纪，全球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将更多地以海外布局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不断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近年来，新兴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更通过以较低成本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世界经济获得新兴发展的新机遇。《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的数据显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从1995年的40.5上升至2009年的50.9，发达国家则从39.6上升到47.2。

另外，从对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角度也能进一步反映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根据联合国贸易新兴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保持领先地位；2014年，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新高，为6810亿美元，增长2%；在世界上前10名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中，有5个是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随着中国跃升为“净资本输出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乃至价值链的重构节奏加快。

同时，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扩张情况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创纪录地占了35％，而2007年只占13％。此外，跨境并购活动特别是服务业的跨境并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14年，以净价值计，跨境并购的价值增加了28%，达3990亿美元，向服务业投资的长期转变仍在继续，2012年服务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63%，几乎是制造业占比（26%）的2.5倍，是第一产业占比（7%）的9倍。

4．国际贸易服务化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趋势

服务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黏合剂”。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服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通讯、金融、分销和商业服务等。服务的广泛应用使得服务成为竞争力以及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决定因素。但还只是服务化的一部分，因为现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还涉及大量的其他服务，而不论这些最终产品是货物或服务。

服务对增长和许多产业效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服务当前代表着超过2/3的世界GDP。服务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往往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显著上升，目前高收入国家服务增加值大约占到GDP的73%（美国为77%），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分别只有54%和47%。即使在低收入国家，服务生产依然是核心的经济活动，其对GDP的贡献超过工业和农业的总和。

不仅如此，服务已经成为任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WTO统计，在经济贡献方面，服务已经占到世界产出和就业的60-70%，占到全球FDI流量的2/3；在生产投入方面，制造业和农业中大约有10-20%的生产成本属于服务投入成本；在供应链连接方面，生产者越发依赖于服务将其产出提供给最终消费者。

5．全球价值链在空间布局上有加速扩展态势

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网络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世界各国的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因而，各国的资本回报率出现趋同化。但是，全球的劳动力跨境流动却存在很多障碍，使得不同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差异较大。为了追求更加廉价的经营成本，跨国公司把一些不具有竞争优势或者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从而产生了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或垂直分工。

近些年，全球价值链环节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全球加速延展的态势。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动或导致周边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动，同时，周边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本国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处于同一价值链或者同一区域的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互连接并相互依存，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跨国区域整体，从而出现了国际性区域产业结构的关联互动、整体性演化和国际协调性产业政策。

6．新一轮产业革命对全球价值链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新一轮产业和工业革命引领的技术创新不断塑造出新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重塑了传统经济的形态，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创新氛围达到历史新高，2012年，美国研发强度达到2.8%，日本为3.4%，德国为2.8%，欧洲到2020年战略目标是3%，韩国和以色列则超过4%。特别随着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中国制造2025”、“韩国制造革新3.0”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更使得全球进入了高强度研发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产品和数据交易不断冲击着WTO框架下的贸易规则，对于数据贸易应该适用货物贸易的规则还是服务贸易的规则已经难以简单地界定。全球电子商务网络正在迅速扩张，数字化发展趋势正在日益加强。在数字贸易环境下，跨境数据流动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7．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各类隐形贸易壁垒出现频繁

事实上，当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影响全球价值链。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速发展，各国为了获取更大的本国利益和附加价值发起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手段更受青睐。如，技术性贸易壁垒数量越来越多，WTO范围内TB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SPS（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通报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00年TBT通报量为606件，SPS通报量为270件，到2012年TBT和SPS分别上升到2185件和1214件，分别增长2.6倍和3.5倍，两者合计从876件增加到3399件，增长了2.9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价值链的进入壁垒。联合国报告显示，新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面临三大主要壁垒:国内基础设施不足、贸易融资限制和标准履行。而运输、IT基础设施、供应链不稳定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障碍。领先企业和供应商也认为运输成本、交货延迟、繁琐的关税手续比关税和许可证对贸易的影响更大。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指出，供应链壁垒可导致海关和行政手续效率低下、监管体系复杂、基础设施服务薄弱等问题。

全球价值链对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影响及挑战

全球价值链的迅速新兴发展对传统贸易政策的理念与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则提出了新的诉求。由于贸易与生产越来越难以分清国界，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边界保护”贸易政策可能会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贸易竞争力的方式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或产品的竞争转变为任务或环节上的竞争，其来源由要素存量竞争转变为要素流量竞争，其度量指标也由基于国家或行业的总量指标转变为基于贸易附加值或任务的指标；此外，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贸易不平衡的大小与程度将被改写。因此，那种狭隘口径的基于传统生产与贸易模式的贸易政策已不再适用，需要重新定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即所谓的第二代（或下一代）贸易政策。具体表现为：

首先，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要求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全球价值链涵盖了区域生产、贸易地理转移、贸易投资、生产性服务、与贸易投资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多种领域。全球价值链使各国对经济全球化更新了观念认知。生产与贸易的融合使得国际贸易不再是零和游戏。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由单一的竞争排斥，转变为分工合作与竞争角逐并存，成为一个链条上的利益相关者。一国对另一国在某些产品和服务贸易的限制或阻碍，会打乱整个价值链的运转，进而波及其自身利益。

各国需顺应这种变化，改变过于“在意”顺差或逆差的心态，转变为以寻求国内规制政策与国际协定之间的协调和融合为主，目的在于通过结构改革促进“边界内措施”的市场化、法治化与国际化，从而消除因国内规制问题而导致的经济扭曲，为经济新兴发展提供一个更透明、公正与竞争性的商业环境以及健全的法规制度和法治体系。

其次，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强调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在全球价值链下，中间产品贸易壁垒会产生累积和放大效应，显著提高贸易保护成本。中间产品要进行多次跨境交易，即使这些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水平很低，保护程度也会被多次累积，进而严重影响最终产品成本与价格。通过大幅度削减中间品关税和降低非关税壁垒，能有效降低下游加工制造业生产成本，提升一国在最终产品市场中的出口竞争力。这对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尤为重要，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主要得益于外商投资和进口中间投入，其出口产品中含有较高的国外附加值。因此，应进一步降低平均关税水平，削减关税峰值和最高关税，鼓励部门贸易自由化（零关税），抑制关税升级，取消进出口中的配额和其他数量限制，修改原产地规则中累计原则以鼓励区域价值链贸易发展。

第三，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措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它对世界贸易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在传统贸易中的作用。即使在不存在关税的情况下，运输和物流的服务质量较差、边境的低效管理以及进出口的不利监管也会对国际化生产造成负面影响，这些贸易便利化的瓶颈实质上增加了贸易的成本。

贸易便利化措施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降低通关与物流费用、节省贸易的时间成本、增加透明度与可预测性。快速和高效的通关环境能够使供应链运转得更平稳，减少企业对存货的依赖以及对世界需求的变化快速做出回应。简化边境措施能够帮助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降低贸易和经营成本，获得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收益。

可见，新的贸易政策需要规范发行出版海关法规、条例和流程，包括网络文本；实现海关改革与现代化管理，如使用海关数据自动化系统、电子支付系统；协调相关程序和跨境协作，如统一边境手续，减少来自相同海关标准地区的文本和手续；简化海关手续以符合相关协议或最佳国际实践，包括卫生和动植物检疫（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以及其他认证制度、原产地规则、海关估值等，如推广“单一窗口”、简化运输手续、加快放货时间、提供预先审核等等。

第四，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要求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正如上文分析的，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起到“黏合剂”作用。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使服务被作为中间投入进入产品的生产环节，通常发挥着协调生产的功能，有效提升了货物贸易竞争力，如通讯、专业服务等。同时，服务贸易促进了供应链内资本、人员与信息流动，有效协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的联结。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政策措施是通过负面清单的承诺方式和根据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进一步扩展部门与方式承诺覆盖率和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第五，全球价值链导向的政策要求实现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贸易与投资具有很强的交融性，FDI能够显著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更有利于促进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和外溢。第二代贸易政策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环境、劳工等诸多议题上与投资问题具有交集和互补。因此，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完善投资环境，对提升全球价值链出口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具体措施上：一是应降低投资壁垒和简化投资准入程序，给予外国投资者准入前国民待遇，减少本国对外国投资的股权和所有权限制及业绩要求，促进商业人员流动，放宽部分自然人流动限制，放宽外汇兑换和利润汇回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应加强对外国投资的保护，调整国内关于征用、国有化法律法规；三是应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保障的争端解决机制，例如，承诺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等。

最后，全球价值链导向的贸易政策要求促进标准与规制融合。经验表明，越来越多的产品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建立，给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企业带来了额外的生产和协调成本。为促进企业融入价值链，可确立统一的标准和认证要求，与其他国家签订相互认可的协议，改革本国的规范和标准以符合最佳国际惯例，通过改进自愿标准或者相关培训提升标准，支持私人部门遵守相关社会责任标准。

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有助于解决全球贸易低增长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重大调整和深刻转型。全球复苏步伐明显低于预期，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全球产出能力过剩，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投资率下降及实际利率下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6.9%，2008-2015年平均增长约3.1%（2015年为预测数），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而世行预测2016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是6年来最低的。

全球价值链导致贸易低迷，放大贸易波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垂直专业化生产方式（也可以说是碎片化生产方式的影响），由于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置到不同国家，在最终产品生产出来前，中间产品自然出现多次跨国流动，因而单位中包含了更多的跨境外包、出口与进口，垂直专业化就意味着出口中包含的进口，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最终产品需求增加，边际贸易倾向也随之增加，最终产品需求减少，边际贸易倾向也随之减少。（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自科技世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