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来说，一旦大脑开始准备做某个动作，还有可能中止吗？最近，德国柏林大学夏利特医院与柏林工业大学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人和计算机“决斗”的实验，得出上述问题的结论：可以，但不能越过一个特殊的点，这个点被称为“不归点”。

从上世纪80年代，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争就吸引着众多研究人员，当时美国的本杰明·利贝特研究了大脑决策过程，发现有意识决策是由脑无意识过程发起的，他们记录到一种可作为“预备电位”的脑波，在志愿者意识到自己做出决策之前就已出现，无意识脑过程似乎能提前知道他将如何决策。直到现在，预备脑过程一直被当作“决定论”的证据。决定论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决策是由无意识脑过程发出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自我”做出的。

德国的研究团队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一旦触发了动作的预备电位，还能否停止这一动作？据每日科学网近日报道，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和计算机玩“决斗”游戏，同时用脑电图监视他们的脑波，计算机能用志愿者的脑电图数据预测他们何时动作，以便胜过他们。如果志愿者能避开基于自己脑波所做的预测，就是人们能控制自己行为的证据，这种控制保持的时间比以往认为的更长。研究人员证实了这一点。

夏利特医院伯恩斯坦计算神经科学中心教授约翰-迪伦·海恩斯说，一个人的决策并非任由无意识和早期脑波摆布，人们能主动介入决策过程，中断行动。以前人们用预备脑信号来反对自由意志，现在我们的研究显示，自由的限制比以往认为的要少得多。但决策过程中有个“不归点”，过了这个点就不可能再中止动作。

人工智能缘何屡次战胜人?

近日，计算机胜过人类的领域又增加了一个。在此前被视为游戏领域难度最高的围棋比试中，美国谷歌的人工智能(AI)击败了职业棋手，今后有望应用于广泛领域。

此外，这一技术还有望在生活的便利化、以及解决医疗和环境等各种问题方面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开发方的伦理问题的重要性也在增强。

日媒称，谷歌的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之所以能战胜职业棋手借助的是模仿人类大脑的神经回路、被称为“深度学习”的最尖端人工智能技术。

谷歌采用这项技术，2015年推出了一边玩电子游戏一边找出新战术的人工智能“DQN”。创造了超过人类的高分，展现了在深度学习领域的实力。

以AlphaGo为例，首先输入协助开发的职业棋手的3000万种下法让其学习，达到能够以57%的概率预测与其对阵的人类行动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将自己的对战重温数百万次，在不断积累胜负经验的过程中，掌握取胜方式。在观察围棋子的整体布局的基础上选择最佳下法，这一方式接近于带着直觉和第六感作出判断的人类大脑的功能。

谷歌今后将把这一技术应用于哪些方向？主导开发的杰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明确表示，“游戏是人工智能开发和测试的极佳舞台，但终极目标是将这项技术用于解决现实社会各种问题”。

作为例子，他列举了医疗图像的诊断支持等，显示出将加快通用性强的人工智能开发的想法。

但日媒也指出，对于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警惕感也在提升。哈萨比斯表示，“完成了人工智能的‘巨大挑战’之一，感到很高兴”，另一方面，“对于伦理问题，我们也具备充分认识”。正如一部分知名人士和学者担忧的那样，也不能否认存在由于放任自流的研究开发，出现人工智能与社会敌对、给人类带来危害的可能性。

谷歌方面则表示：“对于作为有潜力新技术的人工智能，将慎重讨论如何在符合伦理的情况下、负责任地加以发展”(哈萨比斯)。

目前，谷歌已在公司内设置了伦理委员会。在人与计算机在游戏领域的“巅峰对决”已分出高下的今天，需要的或许不再是“对决”，而是“合作”的视角。

脑电波揭示你是否撒谎

你的脑电波从不会撒谎。或者说，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警察和执法机构都相信这一说法——但事实比这更复杂。

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一组心理学家正在教学生如何进行完美犯罪，包括如何进入校园里一间小办公室，了解学校职员存放财物的地点，以及如何安排最佳的作案时间以避免被抓等。当天晚些时候，每一位学生都会成为熟练的小偷。

当然，这场“犯罪”完全只是模拟表演。最令心理学家感兴趣的，是人类大脑如何控制参与犯罪活动时保留下来的记忆，以及这些记忆被隐藏的程度。模拟的犯罪场景或许能帮助解开这一难题，研究的结果也能为目前的一些案件提供启发。

“多年以来，人们总是会这样假设，当罪犯看到一些有关他们罪行的提示物时，他们的大脑会自动诱发认知的区域，”参与研究的心理学家、肯特大学的扎拉·伯格斯特龙（Zara Bergstrom）说，“但是没有人认真地质疑这一说法是否正确。人们能否有意不去回忆一些他们不愿回想的事情？如果可以，那是怎么做到的呢？”

研究者依然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件事本身就很令人担忧。过去十年来，神经科学已经从实验室走出来，进入世界各地的执法系统和法庭。尽管很多人都知道传统的测谎器并不完全可靠，但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大脑扫描技术——被称为“大脑指纹测试”——却被认为极少犯错。事实上，人们对这项技术的信任程度非常高。在一些国家，“大脑指纹测试”已经在分辨是否有罪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印度便是很突出的例子。

2008年，14岁的商科学生Aditi Sharma被判终身监禁，罪名是用蘸过砷的糖果对前未婚夫Udit Bharati下毒。此前她与Bharati解除婚约，又与另一位男子在一起，这令Bharati感到异常愤怒。

尽管Sharma在法庭上辩称自己是无辜的，但法官Shalini Pransalkar Joshi还是毫不迟疑地进行了宣判。这位法官在判词中解释称，对Sharma的大脑扫描显示，她具有关于砷的“经验知识”。印度警方从2003年开始就使用了大脑指纹技术。执法官员称，这项技术能帮助已经超负荷工作的警员搜集证据，并且使复杂、漫长的认罪过程大为缩短。

拥护者称，大脑指纹测试能揭示嫌疑人是有过直接的体验，还是从其他来源获得了二手信息。

大脑指纹技术通常是让嫌疑人安静地坐在一间无窗的小屋子里，给他/她播放一系列陈述，其中一些与案件有关。警察给嫌疑人戴上装有30个电极的帽子，探测他们大脑的活动，并将信息反馈到一台脑电图描记仪上。一些神经学家认为，这些信息能揭示嫌疑人对某个特殊线索——比如杀人武器——具有较早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能了解受害者遭受的损伤。

大脑指纹测试的核心是寻找一个特殊的大脑电信号，被称为“P300”。当某人接收到有关物体的语言或视觉暗示，以及与特别鲜活或强烈情感有关的人物、地点信息时，“P300”信号就会变得特别强烈。

20世纪60年代，神经学家首次发现了P300与大脑认知的关联。在人们看到某个提示——如看到一位亲戚的图片——后大约300毫秒时，大脑会出现持续增加的电活动。30年之后，才有人尝试将P300用来解决犯罪问题。

拉里·法威尔（Larry Farwell）曾在哈佛大学担任过副教授，从事生物心理学研究。他是第一位利用P300开发大脑指纹技术的人。在一次标志性的案件中，该技术成为搜集美国连环杀手JB Grinder犯罪证据的关键所在，并最终促成了1999年对他的定罪。

几年之后，印度神经学家Champadi Raman Mukundan开发出了“脑电波震荡印记”（Electrical

Oscillatory Signature，Beos）测试技术，同样是为了识别脑电波活动数据中的P300信号。目前Beos测试已经在印度投入使用。

“制定相关提示的过程特别耗费时间，”Mukundan说，“在系统测试当中，我们会利用其他不相关，但已知在他们生活里发生过的事件作为提示，也会分别以他们自己对案件的描述，以及警方提出的理论作为提示。”

大脑指纹测试通常是让嫌疑人安静地坐在一个很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然后播放一系列陈述给他/她听。

Mukundan称，如果测试结果显示出明显的P300信号，就会再重复一次测试，以确保获得的信号是真实可信的。Beos测试要求嫌疑人有配合的意愿，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所有提示都是以非指控性的形式呈现。“有时候需要很长的测试前讨论，使他们处于适当的心理状态，这样他们才不会在测试过程中变得激动，”Mukundan说道。

所有这些会让人得到这样的印象，即Beos测试——以及法威尔的测试——在执法人员使用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Mukundan表示，如果使用得当，Beos测试能告诉我们嫌疑人对某一事件是有直接认识，还是通过第二手来源获得的信息。他认为Beos测试的准确率达到95%，而法威尔宣称自己的测试技术准确率几乎是100%。

世界各地的警察机构纷纷被测试的结果说服：新加坡警方于2013年引进了大脑指纹测试技术；美国佛罗里达州警方签署了一份合同，于2014年开始使用这项技术；而澳大利亚反恐机构目前正在评估大脑指纹测试的可用性，他们希望借此了解那些从战争地区回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是否非法参与了当地冲突。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兴奋。一些权威神经学家公开批评Mukundan和法威尔的工作缺乏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上科学论文的支持。有人担忧大脑指纹测试与测谎一样，其结果的获得太过依赖测试实施的方式。扎拉·伯格斯特龙表示，这些技术需要国际认可的准则，而这些准则应当确保实施者不对受测试者进行操纵——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以增加导致负罪的P300信号反应。“这取决于你如何选择提示，你可以获得你想要得到的结果，”她说道。

此外还有一个未解的问题。大脑指纹测试的拥护者坚称，P300是一个自动的大脑反应，犯罪嫌疑人是无法控制的。但是，事实是这样吗？

世界各地会有更多的法院很快接受这项技术吗？

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回了开头提到的西北大学模拟犯罪。扎拉·伯格斯特龙和她的同事希望知道，一个犯罪者能否有意地抑制P300信号对重要提示的反应，从而欺骗测试的执行者。在研究初期，他们要求受试者在电脑屏幕上观看一场犯罪的图片，并想象自己进行这场犯罪；之后在大脑指纹测试中，受试者要有意忘掉这场犯罪。研究者发现，大部分受试者都能做到这点。

模拟犯罪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当人们确实进行了偷窃行为之后，是否还能成功欺骗测试呢？初步结果显示，他们真的可以。“我们发现，有些人特别善于控制大脑活动，即使是亲身经历的回忆也能够抑制，”伯格斯特龙说道。

当然，模拟犯罪是否可以和现实参与的暴力犯罪相提并论还有待讨论。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让实验者在虚拟现实的环境中实施犯罪，或许可以提供终极的检测方法，以了解罪犯能否故意地击败测试。

“确实，有些人或许能成功地将事情遗忘，有意或无意地，”Mukundan说，“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受试者能够口述过往事件中那些最恐怖的回忆，但他们似乎回忆不起案件的情况。不过，这也正是目前Beos测试结果只能作为佐证证据，需要与原始证据一起呈给法庭的原因。”

问题在于，大脑指纹测试所获得的证据在法官看来可能会非常有说服力，对陪审团而言更是如此。2008年，由5位神经学家组成的国家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强烈要求印度司法系统停止使用这项技术，因为该技术的有效性太过局限。不过，他们的呼吁被置之不理。

目前，大脑指纹测试的结果只在印度法院被作为证据使用，但许多法律专家认为，这种技术的应用只是时间问题。“法官通常会倾向于保守，要求更加可靠的证据，”加州西部法学院的加里·吉布森（Gary Gibson）说，“他们想要知道：经过一千次测试的结果是否还是相同的？我们能否肯定测试结果不会被操纵？但是，尽管如此，迟早你会发现，法官很可能会在一件民事案件中采纳测试的证据，因为代价比较低。最终这也将打破刑事案件的壁垒。”

对大众来说，最现实的期望是，当这一切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已经对该技术的潜在缺陷有了充分的认识，知道如何判断得到的结果。（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自科技世界网）